古希腊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异常光辉的地位，它对后世，特别是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古希腊人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使他们取得的文化成果“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1]赞赏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2]
所谓古希腊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希腊古典时代的雅典文化，亦即希腊古典文化。古典时代，古希腊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全面的繁荣，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辉煌成就和丰富多彩以及所焕发出来的古希腊人的智慧光芒，自古及今莫不令人惊讶，古希腊文化是怎样获得繁荣的?在以数百计的希腊城邦中，古希腊文化为什么唯独在雅典集中地获得了丰硕的果实?这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考察一下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历史，不难发现，古希腊文化之能在推典繁荣起来，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当时雅典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正是雅典奴隶制城邦发展和兴旺的时代，工商业奴隶主经济十分发达，这给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雅典有一个进步的政治制度-奴隶主民主政治。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存在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意义的作用。
从古希腊文化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古希腊文化的兴衰差不多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衰相终始的。民主政治繁荣则文化繁荣，民主政治衰落则文化衰落，这表明了古希腊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寻求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时，不可不紧紧抓住民主政治去考察。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3]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前提，也就是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所在。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奴隶制对雅典而言，就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奴隶主民主政治就是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一个最积极的原因，是它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是它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
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完成了“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4]在雅典确立了统治地位，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5]，民主政治的繁荣局面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随着城邦危机的加深才日渐衰落了。民主政治从确立、繁荣到衰落，在雅典的历史上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雅典民主政治经历的全过程中，这个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最充分、最鲜明地显示了它的进步的特点。城邦所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城邦建立了公民大会、五百
人会议和陪审法庭等比较完整的民主管理机关，也制订了包括奇特的“贝壳放逐法”在内的
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这些民主的机关和民主的法制，保证了雅典公民“每个人在法律上都
是平等的”政治生活。[6]在这个制度下，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他们享有管理城邦事务的直
接与平等的权利。伯里克利曾经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7]亚里斯多德也说：“人民的力量壮大，更多地把政府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8]可见，城邦公民作为最积极、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左右着国家的命运，这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古希腊文δεΜοκpαΤια（民主）一词所含的“民众政权”的意义。
古希腊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发展，繁荣起来的。
雅典民主政治究竟是怎样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呢？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作
一些分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民主政治使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
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文化的创造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带有个人独立创造的特点，它不可能按照固定的规程去生产，更容不得任何专断和霸道。文化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环境。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在雅典出现了。“要自由，才能幸福，”[9]“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10]伯里克利向公众演说的：这些话，既反映了雅典人对自由的认识，又反映了雅典社会是比较自由的现实。在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对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不触犯奴隶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因为言论和行动的过错而获罪。修昔底德曾借克里昂之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当因此而受到处罚。”[11]这种比较自由的状况，对作为精神生产者的雅典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雅典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很强调“人”的价值。“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2]这是伯里克利公开宣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对“人”的了不起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所以雅典政府能够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能够遵循“让人民安静而不要妨碍他们实行自己的计划”的精神去处理公民的生活，[13]而不是使用强制的手段去干预他们的生活，去强迫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作出违背自己心愿的判断。这种对公民人格的尊重，使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文化活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正常的发挥。因此黑格尔说：“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4]黑格尔的这段话，的确说明了雅典民主政治对于启迪和发挥雅典人的聪明才智有多么重要!
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他们可以利用悲剧或喜剧的体裁，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他们想歌顶的，讽刺他们想讽刺的，抨击他们想抨击的；哲学家能够广泛地开展对自然和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辩论、宣传各自的观点，坚持各自的主张，形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鸣。在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摩尔根说：“雅典人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才取得了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功的。”[15]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就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民主、自由的产物。
喜剧在雅典的发展和兴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喜剧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戏剧体裁，尖锐的批评、辛辣的讽刺是它特具的风格。喜剧这种形式尚在雅典民主政治确立以前就出现了，但在民主政治还不发达的整个公元前六世纪，由于喜剧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它还不能进入城邦正式庆典的大雅之堂演出。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了，城邦的民主空气浓厚了，喜剧才进入城邦庆典，参加戏剧比赛，并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繁荣起来。这时沟喜剧既是公民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也是公民对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严厉的批评武器。喜剧批评和讽刺的锋芒几乎是无所不及，城邦领导人、城邦机关以至城邦的思想代表，都是喜剧批评和讽刺的对象，就连伯里克利这样一个被称为“希腊第一伟丈夫”，享有崇高威信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避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伯里克利坚壁清野的决策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代表农民利益的喜剧家在创作的喜剧中，便把他描绘成一个长了山羊脚的怪物加以讽刺，斥责他是一个胆怯的懦夫。[16]这里，对伯里克利的批评和讽刺是否公正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文艺作品对这样一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显赫人物都是可以公开批评相讽刺的。
阿里斯托芬是雅典喜剧艺术的妙手，他的作品多是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针砭。对雅典民主政治后期的风云人物克里昂的揭露相批判，是他不朽作品的一个深刻的主题。克里昂是继伯里克利之后执掌雅典城邦大权的激进民主党领袖。他政治上野心勃勃，被历史家修昔底德称为是“雅典公民中的最厚颜无耻者。”阿里斯托芬在《巴比伦人》、《骑士》等剧中，便毫不留情地抨击克里昂玩弄民主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把戏，淋漓尽致地揭露克里昂卑鄙贪婪、阳奉阴违的嘴脸，斥责克里昂是个“大坏蛋”、“小偷”、“贪得无厌的流氓”。阿里斯托芬甚至戴上面具，在舞台上扮演这个角色。这种尖刻辛辣的批评和讽刺，激怒了克里昂，便以侮辱雅典城邦尊严为借口，控告阿里斯托芬，企图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在城邦公民大会的民主裁决中，民众的意志并未作出克里昂所希望的判决，克里昂虽然身居高位，也莫可奈何。[17]
阿里斯托芬如此大胆地批评和讽刺当权人物而没有遭到迫害，这正是雅典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文化生活上的体现。阿里斯托芬在晚年曾夸耀他由于喜剧的创作受过七十五次控告，但每次总是被判无罪，[19]这说明民主的政治对戏剧家的创作是起了有力的保护作用的。难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把雅典的戏剧称为是“文明之花，发展的社会性的果实。”
当然，雅典思想言论方面的自由，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事实上雅典对违背传统信仰、传统道德观念的思想言论是有限制的，对于触犯民主政治和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言论更不能容忍。尚在较早的时候，雅典就有一种''Ασe''βelα，即所谓渎神罪的律条，[19]在阿里斯托芬时代又出现了一个Δlοπ
eιθηs立法，[20]这种律条和立法规定，对渎神、诽谤之类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要治罪的，阿那克萨哥拉的被放逐和苏格拉底之被处死就是很好的说明，虽然如此，但这毕竟不是主要的方面。从整个的情形看，雅典对待思想文化的政策是宽容的，无疑比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禁锢政策要好得多，它使雅典人能在文化领域内施展自己的才华，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第二，民主政治时代，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以后，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文化生活成了雅典公民政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对公民而言，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而且是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据统计，雅典在一年之中，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祭典相节日六十余个，[21]最大的当数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
雅典娜节每四年一大庆，城邦全体居民都要参加。庆典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赛车、竞车、合唱、舞蹈、音乐比赛和诗歌朗诵比赛，这些活动虽然是在严肃的祭神仪式下开展的，然而实际上是一种世俗的群众文比娱乐。每逢节日，其他城邦要派出数以百计的代表来参加，所以雅典娜节不单是雅典的全民文化活动，而且也具有泛希腊的性质。狄奥尼索斯节在雅典也是十分隆重的，要进行连续五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节日期间，百工歇业，雅典城内熙来攘往，甚至犯人也暂时从监狱中放出来，以便参加庆祝活动。雅典宏大的剧场就是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的表演，众多的戏剧家竞相以自己的作品在这里演出比赛，享有世界声誉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就是在这样的戏剧活动中获得成功的。
雅典的这些以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祭典和节日，既是雅典民众的大事，也是城邦的大事，
因此雅典政府是十分重视的。组织和领导群众文化活动是城邦官员的重要职责，据亚里斯多
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就任之时，他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任命并接见悲剧、喜剧和儿童合唱队队长。对于重大节日的活动，如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
比赛，执政官还要亲目参加，与专门的节日监督官共同主持。雅典政府和整个社会都热忱地鼓励文化艺术的创造性劳动和自由竞争，例如对戏剧比赛中的优胜者，不但要给予他们在下次比赛中上演新作的优先权，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大理石上，晓示天下。
在雅典，一个人对文比事业的贡献怎样，甚至直接决定着他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例如公元前四四Ο年，索福克勒斯上演了他的悲剧《安提戈涅》，演出十分成功，在雅典人中引起轰动，结果获得了头奖，索福克勒斯便因此而被选为了以伯里克利为首的“十将军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雅典拥有极大实权的一个领导集团，索福克勒斯因为戏剧比赛的成功而进入这个领导集团，可见文化在雅典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雅典对于文化的重视还表现在城邦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巨额投资上。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
期，雅典修建剧场、音乐厅、竞技场以及雕塑建筑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其耗资之巨，加上用于文化活动的经费，虽然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的单据，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
中，可以看出是非常浩大的。例如建造被称为艺术之宫的雅典娜神庙，竞费资高达七千塔连
特，这笔巨款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七个全年的预算。[22]一个雅典娜神庙花费就如此之大，其他文化方面的花费就可想而知了。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观看戏剧表演，雅典政府还向公民发放了专门的“观剧津贴”，每个观剧者可以得到两个奥波尔的补助，足够一天的生活费。这种特殊的文化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据有人统计，雅典仅仅花在舞台和艺术上的费用，比花在希波战争中的费用都还要多。[23]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能用如此巨大的费用投入文化事业，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雅典对文化事业重视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教育，雅典人认为“一切公民都要受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分。”[24]所以雅典人在七岁到二十岁期间都要接受缪司教育，所谓缪司教育即指智育和美育而言，它包括进行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哲学辩论等方面的严格训练。伟大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是雅典儿童必读的教材，另一古希腊著名诗人赫西俄德的杰作也是他们常常诵读的诗篇。此外，儿童们还要学习歌唱、舞蹈，弹琴、绘画等等艺术。对于接近成年的学生，哲学、政治学则是他们重要的课程。同时他们还要经常参加祭典和庆节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经过缪司教育，使雅典人自幼就受到文化的薰陶，在文化素养上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使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表现出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25]这种教育为在文化领域培养各种各样的专门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雅典民主政治时代重要的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从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我们会发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他们或是精于诗歌、或是长于哲理，或是善于雄辩，或是热心倡导文化。
开创了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梭伦就是一个大诗人，他博学多识，是希腊“七贤”之一，他的杰出的政治诗歌，在希腊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伯里克利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但有深厚的音乐和文学上的修养，而且有超群的雄辩的技艺，又通晓进步的哲理。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最高领导人，大力推崇和倡导文化事业，把雅典变成了“全希腊的学校”。从公元前四四七年开始，他就主持大规模地兴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如帕特浓神庙、雅典卫城正门，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各种塑像、浮雕等精美绝伦、千古不朽的造型艺术，还有剧场、音乐厅等等。不但如此，伯里克利还常常亲自参加主持各种文化活动，他主办过戏剧演出，担任过节日音乐比赛的评判员。伯里克利也非常乐于接近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朋友。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家希罗多德，雕塑家斐迪亚斯以及音乐家达孟等，这些人都与伯里克利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斯帕西亚也喜好与学问大家交往，所以学者文人和艺术大师就成了伯里克利家中的座上客，他们的居室便成了讨论研究文化艺术问题的一个场所，成了当时雅典名符其实的一个文化“沙龙”。
伯里克利作为城邦的最高领导人，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还能够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充当知识分子的保护人，他替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唯物论学说辩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那克萨哥拉通过对陨石的研究，针对迷信学说提出了太阳是火石，月亮是泥土的见解，这一符合唯物论精神的新的见解被守旧分子视为大逆不道，他们便以渎神罪对阿那克萨哥拉提出控告，对此，伯里克利公开站在阿那克萨哥拉一边，以鲜明的态度为他辩护，支持他的进步的看法，使阿那克萨哥拉免遭死罪，得以有机会继续从事哲学研究。[26]著名雕塑家斐迪亚斯，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遭到嫉妒和诽谤，他被控告浪费公款，犯有欺骗和偷窃罪，伯里克利也在法庭上为斐迪亚斯辩护，证明艺术家是无罪的．[27]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亚因为不敬神也曾被人控告犯了渎神罪，伯里克利也极力为阿斯帕西亚辩护，使她终于获得了免诉。
伯里克利上述诸种举动，说明他对保护知识分子和支持文化事业的鲜明态度。古希腊文化之能在他执政的时代达到顶峰，获得最丰硕的果实，显然同他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庇西特拉图和西蒙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庇西特拉图虽是以一个僭主的面貌出现在雅典政治舞台上的，但他在统治雅典的三十多年中，对文化的发展却有独到的贡献。他倡导成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招募艺术家和诗人来雅典。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整理成为定本并使之成为对希腊人进行教育的不朽教材。后来十分兴盛的戏剧比赛，也是在他的时代才开始得到支持和承认，才成为定期举行的文化活动的。由于他的努力，雅典在他的时代就开
始成了希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西蒙虽是贵族派首领，但他却热心于文化事业，他曾慷慨解囊，不惜自己的财富去资助剧场建设，筹办戏剧比赛。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当索福克勒斯作为一个无名剧作家参加戏剧比赛时，据说他担任评判员，肯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才华，使之上演的悲剧获得了头奖，击败了早已享有盛名的埃斯库勒斯，这使得索福克勒斯走上了悲剧创作的光辉道路。索福克勒斯之能成为第二个伟大的希腊悲剧家，应该说有西蒙发现人才的一份功劳。
第四，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各种人才。
对外实行开放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28]雅典和外界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外界密切的交往，开拓了雅典人的胸襟，增长了雅典人的见识，使雅典人能从一个小城邦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免于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埃及、巴比伦、波斯等都是发展较早的东方古国，在文化上独具特点，雅典通过与东方各国的往来，使古代东方文化有形无形地对希腊产生了影响。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人的生活时曾说：“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29]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有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有精神的产品，包括来自希腊以外的音乐、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等。这些精神产品随着雅典的开放政策而源源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在雅典这个自由之邦找到了宜于发展的肥沃土壤。东方文化被雅典吸收，无疑使希腊文化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对外开放还表现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之间保持着畅通的关系。雅典不光是以它的强大控制着它的盟邦，而且是以它的先进吸引着其他城邦，使之与雅典发生往来关系．在其他城邦的眼中，雅典具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是一个远为近代化的国家。”[30]一个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曾写道：“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一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就是一头骆驼。”[31]可见外邦人对雅典是很向往的。开放的政策为外邦人进入雅典创造了机会，各种各样的外邦人来到雅典，不但有政治家、工商业者，而且有各地的文人。雅典成了全希腊文入学者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32]各种文入学者会集雅典，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雅典发挥出了聪明才智，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伯里克利时代在外邦出身的文化名家至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塔哥拉、高尔吉、“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诗人品达、雕塑家迈伦等等．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出生的文化巨星，以自己天才的创造，才把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正是他们来到雅典施展出卓越的才华，才给雅典繁荣的文化增添了光彩。似此，倘若雅典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古希腊文化绝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
前面所述古希腊文化所处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文化事业与知识分子受到的重视和广泛的对外交往等等，都是古希腊文化得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由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所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出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个人创造精神的没落，哲学、戏剧、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强烈的民主精神，古希腊文化在繁荣时期闪耀着的光辉也就慢慢地熄灭了。可见，两千年前古希腊文化的繁荣的确呈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物。
对此，从斯巴达的情况还可以作出反面的证明。斯巴达与雅典同是奴隶制城邦，同处在一个时代，同处在希腊世界，然而斯巴达在文化上却极度贫乏。原因固然有多种，而最重要的在于斯巴达推行的贵族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在斯巴达施行了一系列阻碍文化繁荣的措施。斯巴达社会只崇尚军事，在斯巴达“谁也不许由着自己的喜爱来生活，在他们城市里就象是在一个军营里。”[33]每个斯巴达人从小必须接受强制的军事”训练，学会绝对服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严格、刻板的军事教育怎么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来呢?斯巴达人虽然也读书习字，但仅仅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中的简单需要，他们鄙视雅典的高度文明，甚而把雅典人的“多才多艺”视为“坏的品质”，相反却把自己的保守无知视为优点。斯巴达的一个国王阿基达马斯竟然把斯巴达人没有受到文化教育作为“贤明”来夸耀，他说：“我们贤明，因为我们没有受太高的教育。”[34]可见其落后、愚昧到了何种可笑的程度!
斯巴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是闭关自守的。传说中的来库古创立了所谓“排外条例”
（Xenelasia），
目的在于防止不同于斯巴达制度的各种思想文化、政治见解、风俗习惯等进入斯巴达，城邦监察官严格监督“排外条例”的执行。排外的政策使斯巴达人不能接受外界新的东西，甚至害怕外来的“新奇的学说会带来新的主张”，[35]破坏了旧的秩序，也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害怕他们成了“罪恶的教师”。[36]在对外界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之下，斯巴达的景象和雅典也大不一样，“没有航海商人带着货物来到斯巴达港口；没有修辞学教师涉足于拉哥尼亚的土地；流浪预言者、娼妓老板、金匠和银匠都不来了。”[37]这种萧条冷落的景象把斯巴达人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视野很难超出落后的小城邦的范围，所以虽然近有雅典的繁荣文化，远有东方的古老文明，而斯巴达却没有能从中吸取什么营养。它始终只是以一个军事强大，文化贫乏的城邦存在于希腊的奴隶制时代。斯巴达的情况从反面说明了雅典民主政治使古希腊文化获得繁荣的道理。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与雅典民主政治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作为欧洲奴隶制上升时期的一种政治形式，虽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弊病和局限性，但它的确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个制度在古希腊虽已消失两千多年了，然而它始终生动地表明着古代世界史上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的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