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关于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人们对政治参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本文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出发，采用陶东明、陈明明对政治参与下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1〕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是社会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领域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对社会分层是这样解释的：“组成某一社会体系的个人，在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们被看作较另一个高些或低些。”〔2〕社会分层的变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即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指标，如经济收入、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等，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结果。
政治参与和社会分层二者都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政治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在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后，市民社会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广泛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经济时代，缺乏市民社会基础，基本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西方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视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很自然得出“人民民主”这一政治性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参与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看，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阶层分化程度很低，阶层结构僵化。现代社会结构则具有开放性，社会阶层分化的合理程度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的关系。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不均等分配。因此，二者本质上都是关于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的分配问题。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政治系统保持良性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持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转型的大背景的产物，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主义暂时无法消灭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分析的起点。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的体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结构的重大的变迁，给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减轻了非常态政治参与对阶层分化秩序的危害。因此研究阶层结构变动与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形成合理的阶层结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 一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二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