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公共契约”和“私人契约”的“复合体”，原因为二：其一，政府（也是会计信息使用之一）具有一种比较暴力优势，“自然”获得了与管理当局缔结私人契约的地位；而政府正是在小股东（零散的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的私人契约衰败和缺位时才作为“替补”的，首先要做的是与股东、债权人和各位潜在的投资者缔结契约。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的会计准则首先是一份“通用目的”的契约，是部分地根据“公共选择”原理而产生的，会计准则则呈现出一种“公共契约”的特征。但是，公共选择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肯定存在着一种“强权博弈”，肯定有人对结果不满意，但在政府的比较暴力优势面前只能够退却转而寻求缔结私人契约。这可从一个侧面为政府享有会计准则的制定权提供佐证。因此，会计准则和其出现之前作为约束管理当局的私有契约是互补的，只不过两者的地位与重要性发生了变迁——当某类私人契约在现代股份上市交易环境下空缺或衰败时，会计准则（私人契约与公共契约的结合体）才得以进行补充，作为约束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自由度借以保护小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会计准则的功能不是绝对地替代私人契约，而是作为私人契约缺位时的一种替代，其本质上是私人契约与公共契约的结合。作为一种契约，会计准则的功能就是适度地缩小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或幅度。从严格意义上讲，只在存在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会计政策，管理当局就会相机选择一种方法操纵会计信息来使自己的效用满意化。严格限制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是一个关系到会计准则的限度（与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之间是此增彼减的关系）的问题，综观中外的会计规范过程，刚性地限制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想法都不难找到；我国统一会计制度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初期也曾经有人提出过“建立一套统一的制度”的建议遭到了当时的一些执业会计师的强烈反对，认为“会计是一门艺术”，认为应该强调会计方法的灵活性，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师的职业判断。然而，最终的事实却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各国制定的会计准则中仍然允许多种会计政策，管理当局也依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