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风传最后一届非法本不能考的司考，似乎真的要在今年迎来考试门槛的正式关闭。各个高校的图书馆也即将迎来又一批常驻居民，每天讨论杀人、离婚、偷窃等劲爆话题。我依然记得两年前，室友跟我谈起他在图书馆门口，看到两个娇小依人的白色连衣裙小姐姐津津有味地探讨如何杀人以及算什么刑罚时，他脸上那毫不掩饰的惋惜。

司考究竟是种什么体验呢？知乎上有人这样回答：

司考的难度甚至得到过官方的加盖公章：“近五年来，司法考试最高分没有超过460分的”（司法部微博）

难怪法本生们每天苦熬图书馆、加班加点，为伊消得人憔悴。但也还有许多偏向虎山行、顺手一考的参赛选手，不知道他们命运如何？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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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三那年，我在朋友圈突然注意到 Francis 的昵称变成了“361”。

我评论：“多一度热爱？”她回复个笑脸，“司考360才过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司考。我们当时在一个不知名的南方院校读新闻专业，生活并不像公号里《调查记者都去哪里了》、“为众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那么慷慨激昂和理想主义，相反，大多数人甚至有些混沌，安逸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加上Francis的举动也很隐秘，大家都没注意到，她悄悄地买了厚大那些复习资料，跑到法学院旁听课，保了网课班，上网刷经验贴。朋友圈很少看到她的动态。现实里更少。后来才知道，每天早上她七点起床，在图书馆门口开始背材料，几个月下来，那个拖地的阿姨都认识她了，见面的时候会冲她点个头。

应该是七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图书馆看书，背上被人拍了一下，一回头，是Francis。我们俩走到门口的路上，她说话的语速很快，低头看地上的影子，感觉难，感觉理不清头绪，感觉知识结构很庞大，感觉没基础。我静静的听着，路过杂货店，我买了两瓶冰饮料，递给她。Francis继续讲了大概十几分钟的样子，我想了想，问她，“你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吗？”她迟疑了一下，“新闻和法律都挺喜欢的，我妈妈是法官，我挺喜欢的。”我喝了口饮料，一笑，“男人啊，就是干，不要怂。”她也笑了。

后来，我开始忙自己读研的事，她也没有再找过我。

一直到司考考完，我跟楼叔借了台小推车，帮她把资料拉回来，多得我用绳子在书堆上勒了好几道。路上要过一个红绿灯，我忍不住问她，感觉怎么样。她犹豫了一下，我量过那些资料啊，摞起来差不多75厘米。感觉考的好吗？我又问。能过就好啊哈哈哈。

没想到，她最后真的以361飘过。毕业的时候她也选择了考研——不过是跨专业。现在Francis在南方的一个很有名的高校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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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幸运。俞敏洪曾经做客一个叫《我们》的访谈节目，惊讶于他惊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主持人最后很有风度地请他做访谈的结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放弃就一定会失败。”以前我总觉得让人感动，但现在却觉得也有深深的无奈。

邻村的阿新可能更懂这句话。他高三的时候就常翻俞敏洪的传记，给自己打气。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晚上下了夜自习，十二点左右才休息。最后只是上了一个省内的警察学校。目送着班里的前几名去了上海、广州，他羡慕，但也满足。警校是他一直的目标，可以给家里省不少钱。

学长一开始就告诉阿新要努力考司法考试，将来的选择会更多。他想起过年回家的时候，爹常告诉他，“技多不压身”。他决定考，也买了厚厚的资料，关了手机复习，努力，想拿出高三那股劲。他画了一幅幅的知识结构图，写了一张张的记忆小卡片，但做题还是错的多，他有时候总觉得，自己搞不清楚那些复杂的逻辑关系，他会问同学，同学解释了几次之后他还是不理解，但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

第一次考试成绩很快出来了，阿新意料之中地失败了。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他消化这个结果。马上要到毕业季，好在警校也有自己的优势，他又比较努力，领导对他印象好。他毕业之后去了山西的一个县城，做公职。

我最近一次见他是去年春节。酒，一杯又一杯。他突然说，我现在还想考司考。我有时候会有点，嗯，恐惧。身边的人其实就是日常的工作，结婚，生子，我觉得，好像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样。你知道的。甚至也没有几个人考虑过司考，大家觉得现在就挺好的。我不太想这样，刚来不久大家给我张罗了几次相亲。他挠了挠头，我总觉得有点不对，也说不上来。他垂下了眼睛。

我们走到他家门口。我打算再买点资料看看，还是要考，人还是要鸡汤点。他突然又恢复了惯常的豪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来，我有两次，把通过了司考的朋友推给他。一次，他回了一张高速收费站的图，出车呢。一次，回了一张涂涂画画的书页，在看呢。但他第二次考，还是没过。

我希望他能继续考。

3

我并不是执着于司考是职场的一个重要通行证。实际上，生活也远不是一个证书就可以彻底扭转或者决定的。否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职业已经稳定的人仍要选择去司考。

比如已经在魔都混迹快十年的杨叔。他大学时候读的是财经，现在已经是在一个单位做财务的“老人”了。他也自嘲，自己早就过了非要用什么证书来证明自己的年纪，实际上，在他通过司考后，生活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变化。没有任何规章制度说过了司考就可以进机关，况且检法两院有那么多的应届大学生可以挑选，而且想当律师首先要辞去已经轻车熟路的手头工作。

最关键的是，杨叔本就不是为了改变人生去考的这个证。

他本人面对社会上对各种资格证的狂热，甚至是觉得有些可笑的。他总说，被市场经济狂潮卷起的求职恐慌，迎合病急乱投医而兴起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证，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其实也没有强烈的物质需要去考这个证，婶婶在银行，工资收入也比较可观。

倒是在后来的庆功宴上，杨叔笑着说起，考完司考的第二天去坐地铁，他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机看备考的笔记，过了几秒突然意识到今天不用复习了，引得大家哄笑。我猛然觉得，他和阿新很像。他们当下的生活其实也足够衣食，旁人看起来也觉得光鲜或者安定，只是他们身体里，似乎总有什么在跳动。

我甚至有时候会恍惚，也许那些为证痴狂的人，和杨叔这样不在乎证件的人，其实都是一种人。

Francis是因为一份无法割舍纯粹的喜欢，而进行了一个勇敢的冒险，幸运的是，她成功了。

阿新则是一个所处环境里的异类，一日三餐饱腹，打卡上下班就可以在夜里安稳睡去的小县城里，他奇怪地迷恋着司考。那可能是他学生时代的痕迹，是他与另一个环境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细弱维系。只不过他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至于杨叔，在一个平稳安定、风评已立的阶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考了一张可能对现状影响不大的证书。他不是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而是扩大了自己的舒适区。

一块手机屏幕为我们建立了通往无数个世界和声音的入口，所以我们眼前、耳边会有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之类的劝慰，或者“杰克马”告诉你他悔创阿里，王老板摇摇头说一无所有。但这些众多的幻象之外，世界上就是有那些不屈不挠地，死命挣扎的人。

他们无非是想保持那份新鲜感，不想自己被生活的激流，一丝不剩地彻底卷走。

实际上，可能也非得努力到极致，才能在命运面前，不显得太过渺小吧。